田壮壮：我年龄确实大了，但还是得为电影鞠躬尽瘁
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组成的电影“梦之队”中，相比于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持续的主动进攻，田壮壮近年来在电影圈更多的工作是担任监制，为年轻人保驾护航，并因“演员”的身份而“圈粉”不少。
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核心人物之一，田壮壮从1980年开始就陆续拍摄出《红象》《猎场札撒》《盗马贼》等具有影响的电影，之后的《小城之春》《吴清源》等片亦广受业界追捧。
在刚刚落幕的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，田壮壮被授予“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”。快70岁的田壮壮领奖时说：“我觉得这个奖给我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年龄确实大了，但是还得为电影鞠躬尽瘁。”
田壮壮在平遥影展的导演大师班上与贾樟柯还进行了对谈，讲述他的电影故事。田壮壮坦承电影让他对很多事情有了认知，让他知道在有生年华里应该做些什么，而电影在给了他信仰和希望的同时，也让他曾经打过退堂鼓，甚至于现在，也还会有犹豫，有一点不知所措：“不敢拍电影，现在电影太贵了。”
曾被母亲于蓝开玩笑说鼻子有点塌做不了演员
田壮壮出生于演员世家，父亲田方拍过《壮士凌云》《风云儿女》，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第一任团长，母亲于蓝更是以出演《烈火中永生》《革命家庭》《林家铺子》等电影知名。
可是从事电影职业，却并非田壮壮的“第一志愿”，“我们家是特别不希望我做电影，我小时候想过很多志愿：解放军、工程师、科学家，唯独没有想过做电影人，而且我妈经常跟我说你的鼻子长得有点塌，当不了演员，所以我从小没有这个爱好。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，生在了一个电影家庭里，虽然几乎也没想过能做电影，但后来最终还是走到电影里来了，然后一做就做了40多年。”
田壮壮当兵转业后，到了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助理，就在山西大寨驻寨，“那个时候大家都愿意来大寨，因为大寨有一台阿莱摄影机，胶片可以随便用，但是你每天大概要早上五点钟起来，晚上十点钟才能回去，因为大家吃饭、学习、劳动都在地里边，回去就是睡觉。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后觉得挺枯燥的。后来山西电视台有一个从北影厂回去的照明师傅，他当时也在大寨驻寨，是在省电视台，他就跟我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了，你应该去学学摄影，我就回北京来了。但是，那时候我已经满25岁了，报摄影系超龄了，所以就只能考导演系，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学了电影导演了。”
回忆大学生活，田壮壮笑说自己当时挺叛逆，不会特别循规蹈矩地做事情：“我当时上学不是好学生，表演分特别低。我曾经给老师捣过一次乱，上表演课的时候，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户外上？老师说为什么要去户外上，我说电影不是老在屋里拍的，也不是在舞台上演的，我说大家应该有跟环境的那种关系，然后就带着一帮同学在外面拍了一个片段，就是后来刘晓庆演的一个片段，也是对电影的一种尝试。”
对田壮壮而言，在电影学院的这段学习时期，是他最自由的时间，那时最快乐的事就是看电影，每个星期看两场电影，一场是在学校，一场是进城，“进城看电影的票很少，都请美术系的同学画假票，基本一场电影进去了就所有的地方都站满人了，都是本科生。我觉得在电影学院给我最深的感受，就是最自由地谈论电影和最自由地讨论创作，因为那个时候78级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，老师们和学生一样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讨论，师生教学是相互的。我还挺怀念那段生活的。”
相比于老辣的作品，更喜欢年轻的习作
田壮壮导演作品不多，2009年拍完《狼灾记》十年后，才在2019年开拍新作——根据阿城《树王》改编的《鸟鸣嘤嘤》，“也是特别偶然地帮人做监制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说，你自己就不再想拍一部戏吗？我说我真的没有再想拍戏。他说你拍一部吧，我帮你张罗这事。我说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拍什么。他说你想想吧。后来我就说有一个东西能拍，但是很难拍，就是《树王》，我不知道怎么拍，也许能拍成一个电影，就这么着就拍了，今年1月初停了机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片子也剪完了，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呈现出什么样，但想把这个《树王》拍好确确实实挺费力气的。你看，我这个人就是专门拍那种不知道为什么(要那么费力的电影)，可能我脑子不太好。”
的确，田壮壮早期的《猎场札撒》和《盗马贼》，分别是以藏族跟蒙古族的故事为背景，以及《狼灾记》《茶马古道》等，都很难称得上是“大众”电影。对此，田壮壮说自己更喜欢那种故事性不是特别强的故事，“情感和情绪那种东西可能是挺吸引我的。我挺痴迷这些东西的，我也更喜欢拍虚一点的题材，比如自由和束缚、生与死、人和神等，我并不是想具体谈到哲学层面，只是想通过一个状态来表达自己对这种东西的感受。”
再比如田壮壮拍《吴清源》，他说虽然普通观众也不太看得懂专业围棋比赛，“信仰你也看不见，但我就觉得这个能拍成电影好像挺有意思的。所以我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子，就是轴在一个地方了。《树王》也是，就觉得我脑子里想象的那个东西挺打动我的，它很像我插队那时候，我插队在东北，读这个作品，就像我那个时候能感觉到的那种天地，感觉到当地的陌生人和那块土地上的所有东西，开始都是陌生的，你慢慢地接触到他们，慢慢地跟他们产生和谐，产生冲突，最终其实是产生了你自己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”
在田壮壮看来，“电影分两类，一类是年轻人拍的，可能很粗糙，有很多毛刺，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那个气势，那种闯劲，那种创造力是特别难得，特别有个性。还有一类就是我们都成熟了，我们拍电影已经很老辣了，那个就是作品了，年轻时拍的叫习作，我更喜欢习作给我的感受，它有一种你已经没有了的，但是你又特别喜欢，觉得你曾经有过的那种相识感、亲近感。”
提倡教中小学生学电影
2002年，田壮壮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执教，担任导演系研究生导师、系主任。田壮壮认为电影应该算是一种美育教育，所以他一直在提倡教中小学生学电影，而这种观念，田壮壮坦承受日本导演小栗康平影响很大。
田壮壮回忆说，在电影学院上学时，他非常喜欢小栗康平的《浊之河》，后来去日本筹拍《吴清源》的时候，曾向一个日本记者询问小栗康平，巧的是这个记者正知道小栗康平在旁边一个酒吧喝酒。田壮壮就说想请导演过来喝一杯，记者说小栗康平导演是挺难接触的一个人，他打电话问问，结果小栗康平真的应邀来了，两人由此成为好友。
一次田壮壮与小栗康平聊天，那时小栗康平一共就拍了五部电影，“我问他就拍了五部电影，平时拿什么养活自己呢？他说自己平常有电影课，一直在小学里教孩子们看电影。当时给我震动挺大的，那个时候我刚到电影学院任教，并未把教书看作特别重要的事业，只是觉得电影越来越难拍了，电影学院的教学当时让我感觉学生腔太重了，好像跟生活特别远。我现在特别喜欢教学，小栗康平的这番话为我种下了最早的种子，他这么有成就的一个导演，他的每部电影都得到了很多奖，他却在一个县里面教孩子，教小学生看电影，我就想自己能否像桥梁一样，让社会上的东西和教学有一种疏通。”
第六代导演的崛起，我只是一个干了点活的人
1997年，田壮壮在路学长导演作品《长大成人》中出演朱赫莱一角，奉上其大银幕首度演出，这也是他最初监制的影片之一，包括王小帅、贾樟柯、朱文等很多第六代导演的作品，都与田壮壮有关，但田壮壮自谦：“说到底第六代真的不是我的功劳，要说起来应该是韩三平的功劳。”
田壮壮的好友、曾经的香港影评人舒琪给田壮壮写过一封信，“他在信中推荐给我一个学弟，说叫王小帅，他拍了一部《冬春的日子》，非常好。舒琪问我能不能有机会帮助他。我看了片子后，也觉得拍得很好，然后我就说行，后来我把小帅找来，把娄烨找来，他们一块儿编剧本，没成，一直都没成。”
韩三平到北影厂当厂长时，田壮壮已经离开了北影厂，韩三平就找田壮壮回来让他帮忙，“我说我不想拍电影了，能帮你什么忙？他说你想做什么？那时候就觉得欠小帅他们一个人情，我说我想做青年导演的电影。我说现在北京电影厂的电影这么棒，如果再做几个年轻导演的作品，我觉得北影厂在电影界里的口碑会特别好，我说我愿意为你做这个。他说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就在中轴路上一个涮羊肉馆，把85级的在北京的这帮孩子找来了。三平就说，由壮壮负责，你们谁写完东西都给他，他定就行了。很快我就拿到了路学长的第一个电影剧本，如果那个要拍了，可能《疯狂的石头》就没那么疯狂了，比《疯狂的石头》早十年，是一种类型的东西，也是特别黑色幽默的一个东西，但当时我说这个剧本还要调整很多，就先拍了他的《长大成人》。后来还有王小帅的《扁担姑娘》、章明的《巫山云雨》，那年我一共推了六部电影，都还不错。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韩三平厂长挺有魄力的，那时厂里都有指标，他能够拿出价值三十万的厂标，来给你拍一个可能卖不到三十万元的片子。老说第六代导演的崛起跟我有关系，其实我只是一个干了点活的人，真正能下决心来推这批导演的还是韩三平。”
现在，田壮壮依旧扶植着年轻导演，而说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和第六代的不同，田壮壮认为第六代导演的作品，可以让他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美学和电影制作的整理历程，“现在的青年导演有时候会让我有一点点犹豫，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电影市场的需求量太大，电影市场对电影本身的态度就渗透到电影里边来了，所以很多青年导演会有一些尴尬，有一些犹豫。我的工作室每周会收到一些电影剧本，觉得好像还差一点感觉，但又不是不能做。”
而现今年轻导演的这份尴尬、犹豫，在田壮壮看来也是很正常的，“因为电影的门槛确实越来越低了，马丁·西科塞斯谈漫威电影不是电影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很感动，可能电影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太神圣、太重要了，或者说电影是我们一生为伍的一种创造形态，所以我们会对它要求得有点苛刻。”
今后的所有时间可能都是帮助年轻导演
无心插柳的是，田壮壮做演员却很成功，出演的张艾嘉导演的《相爱相亲》和刘若英导演的《后来的我们》让田壮壮大受观众好评，并频频获得演员奖项提名。对此，田壮壮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演员，“可能是因为一些经历，其实每一个人都能扮演一些与自己很像的角色，但我其实觉得我还不是演员，演员是需要扮演很多角色的。”
田壮壮把演员分为三种：一种演员永远一个样子，所有的戏需要他这个样子；另一种演员是他演什么戏都认不出来，最后发现他是演员，是他演的；还有一种演员是你知道是他，也能够接受他，他所有的角色扮演得都挺有神采的。这三种形态的演员没有什么优劣或者没有什么对错，“每个演员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和自身的气质、形象和遇到的导演有很大的关系”，而演员应该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做了几十年的电影，年近七旬的田壮壮却无奈于感觉自己离电影越来越远，他称贾樟柯是职业导演，而自己只能是业余导演，要靠工资活着，“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讲就是你想表达的电影语言、电影方法，然后你要挑战自己。我希望自己的每部电影都不一样，都有它自己特别的质感、特别的气质在里面。我是业余导演，要靠工资活着，所以我现在不敢拍电影了，因为现在电影太贵了，要想去拍自己特别想拍的电影，还是得要顾到观众、市场，就会觉得有点犹豫，就会有一点不知所措。”
田壮壮希望有另外一条院线，这条院线是相对自由，相对学术性，相对小众，常年放的都不是娱乐性电影，“其实我们生活里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们想吃一点好的，想喝点酒，有的时候就想喝一点水，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吃。其实电影应该就是最丰富的，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电影到我们生活里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到电影生活里。我老说现在好多人不是认识电影，是认识电影院。”
田壮壮说自己今后的所有时间可能都是帮助年轻导演，“做监制，或者做策划，我觉得自己做什么不重要，电影能拍出来，能够有很多人喜欢，甚至能够走到世界上去，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今天的文化、今天的人的状态的一种最好的传播。我是这么想，我希望我能做得到。”
文/本报记者 张嘉